发力学部制高校要交出怎样的“成绩单”
最近，国内多所高校都在发力学部制建设。
6月15日，山东财经大学成立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部。6月13日，山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成立大会召开。5月，山东师范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部。
去年，太原理工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也在学部制上进行了局部或全局范围的改组……
对于中国高校来说，学部制并不算陌生。1999年，北京大学成为国内第一所进行学部制改革的高校。之后，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水平大学陆续试水学部制改革。
如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高校成立学部？学部制对高校的发展究竟有何推动作用？
为何发力学部制
“有了学院，为何还要学部？”这大概是进行学部制改革的高校中，被教师问及最多的问题了。
要追溯原因，还得从我国高校管理的演变说起。1952年我国院系调整后，民国时期的学部制被取消，“校—系”两级管理成为高校管理的主流。
改革开放后，高校逐渐形成了“校—院—系”三级管理。最初的学院数量较少，类似今天的学部，且学院多为单一学科。
本世纪初，学院再度分化，做大做强的系纷纷独立成立学院，不少综合性高校出现了二三十个学院同时存在的局面，由此也带来管理效率低下、成本过高、学科壁垒森严等矛盾，随着高校的发展，这一系列矛盾日益凸显。
“一件简单的事情，院长要奔波于几个部门，却没有任何人或者机构对学院的状况负责。”这是时任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学部制改革前的感受。
1999年，北京大学率先在国内进行学部制改革探索，成立了4个学部学术委员会。2000年，北京大学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大学后，原北京医科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学部制由此进入了我国高校视野。
“蛋糕由‘细分’变成了‘粗分’。学校的管理更容易了，效率也更高了，这是学校乐见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洪成文说。
从2006年开始，既有原“985工程”高校和原“211工程”高校，也有省属重点大学（如重庆工商大学等）和地方大学（如河北大学、大连大学等）加入到学部制改革的行列中，实行局部或全校范围内的改组。“这些学校办学规模较大，学科门类齐全，并且有合校经历的居多。”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王伟宜说。
如今，国内高校的学部制建设，又是因何而生？
2021年，我国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其成为第14个学科门类。“我国高校发展学部制的基本逻辑没有改变，发力交叉学科可能是新一轮学部制改革的动因之一。”采访中，部分受访者表达了这一观点。
“学部制改革是高校发展的一种趋势。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对于地方院校，尤其是院系实力本身并不强的高校，学部制改革对于其提振学科建设很有帮助。”某“双一流”高校学部制改革亲历者张忆（化名）如是说。
相比学部制在最初推行时，被校内的老教授们质疑为“瞎折腾”“增加管理层级”，洪成文指出，如今不愿加盟学部，或没条件、找不到合作伙伴的学院，反而面临着校内话语权减弱等风险。因此，学部制推行以来势如破竹，似乎没遇到多大阻力。
学院制宜虚宜实？
追求管理的扁平化是学部制的进步之一。
这一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拉丁文名为faculty的学部制，后来盛行于英国、德国、日本等国高校。上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大学的发展，学部制形成了不同模式。如德国为学部制，即大学—学部—讲座制度（后改为系）；英国为大部制，即大学—大部（或学院）—学系；美国为学院制，即大学—学院—学系。
除了精简机构外，这些采用学部制的高校无不把教授治校与学科交叉视作改革的精髓。
张忆表示，高校涉及两种管理模式。一种是行政部门靠资源配置、制定规章制度对院系实施管理，并不涉及学术事务；另一种是将有共同价值观的学院集中在一起，学科相近的学者们通过协商讨论，决定学术上的发展，以此弥补纵向管理的不足，增加学术上的话语权。对于后一种管理模式，学部制是很好的载体，旨在减少行政化倾向。
经过20余年的发展，学部制在我国高校逐渐形成了实体、虚体、虚实结合三种模式。学界普遍认可，实与虚的区别主要在于有无行政权力或者政治权力。
王伟宜指出，实体学部不仅拥有跨学院学术权力，也拥有学院原有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学院管理）、政治权力（党务群团），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虚体学部只拥有跨学院的学术权力，如江苏师范大学。虚实结合的学部介于二者之间，如大连理工大学。
他进一步指出，三种类型的学部各有优缺点。
实体学部管理重心下移，学部长的职责也随之扩大，学院听从学部长的统一安排,有利于提升管理效率。但学部与学院在权力、职责、义务上容易出现协调不畅的问题。比如，学部长与院长同为正处级干部，那么出面协调资源时，很多工作不好开展。
虚体学部作为一级隐形的学术组织机构，不会增加行政管理的压力，也没有更多行政人员。但学部对所辖学院或研究机构的统筹能力较弱，各部门类似“拼盘”，学部可能无法很好地整合资源。
虚实结合的学部，权力归属比较复杂，进人、人才评价等权力有时归学部，有时归学院。“在究竟‘谁说了算’的问题上，容易出现真空地带。”王伟宜说。
“宜虚宜实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但要把握起码的原则。”张忆告诉《中国科学报》，学院实则学部虚，学院虚则学部实，切莫出现“双实”或“双虚”。前者相当于增加了一个管理层级，后者则会导致学部制无法发挥真实效力。
当然，虚与实的界限并不绝对。比如，北大的学部制改革最初主要在人员聘用、评价上发挥作用，2014年左右，学部逐渐在学科建设、教学合作、跨学科交叉等方面做实。其路径由虚入实，但整体上偏虚体。张忆解释说，在建设中离不开经费、人员的调拨，这也是逐步做加法的原因。
对此，洪成文有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由虚入实是一种策略，但最终的结果是往“实”的方向做，否则改革容易出现虎头蛇尾的问题。
学部长：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
2019年，深圳大学开始学部制改革前，该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李均课题组调研了国内23所原“985工程”高校的学部制建设。
“学部制改革的核心是学校、学部、学院权力的合理再分配，否则，实体学部容易异化为‘放大了的学院’，虚体学部容易变为‘机构化的学术委员会’，难以发挥学部在现代大学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李均说。
在他看来，学部要成为“加强版的学术管理枢纽”。学校要将职称评审权、人才引进审核权、学术项目评审权等最具有实质性的学术管理权下放到学部，学校的学术管理权重点放在学术管理的方向、战略、政策和督察。
然而，现实中的一些高校一方面要求学部进行学科整合，另一方面权力下放不到位，导致学部自主权不足。
同时，学院要将学科建设、教师考核与培养等学术管理权上移到学部，学院主要专注于日常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
然而，现实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学部体量大、资源多，与学校的博弈更有条件，但暴露出的问题也更多、矛盾更复杂。
王伟宜解释道，比如，学校给了学部50个进人指标，各学院在学部的竞争非常激烈。此时，学部长作为“带头大哥”，需要出面协调谁多谁少、今年给谁明年给谁的问题，还要代表学部向学校甚至更高一级的机构争取资源等。
“新的学部文化还没有形成，学部内各学院原先的亚文化正面临着消亡而得不到同情，一些老师在抱怨时，矛头直指学部领导及其能力，不会理会学校及学校领导。”洪成文感叹道。
“学部制最薄弱之处其实在学部层面，加强学部长的领导力建设是一个大课题。”洪成文指出，如果把学部长当作学院院长进行选拔，显然不正确，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调研中，李均发现，不少高水平大学学部的主要管理人员既有行政职位，也有学术职位，“特别是在实体学部，情况更为突出”。即便是虚体学部，学部长也多兼任学院院长之职。
“身份的‘两栖化’易造成学部管理时出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杂糅不清的问题，出现学术权力被弱化，甚至被行政权力代替的情况。”
意识到这一点，北师大在组建教育学部时，学院院长没有行政级别，只作为“学术召集人”，学部中的行政人员不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
在洪成文看来，学部长应具备领导学科建设、处理利益分配、处理学部新文化建设等能力，但现实情况却是，他们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全心全意地处理好这些事情。“加强学部长的领导力培训，应该被纳入高校的工作议程。学部长也要提高自我修养，个人学术发展与领导力提升都要做好。”
而做好这些，也是学部实现教授治校的保证之一。
跨学科怎样落到实处
尽管跨学科被视作眼下高校学部制改革的动因之一，但在上一轮学部制建设中，跨学科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
也正因如此，李均在调研中发现，“师生对学部制的感触不深，以为只是换个名字，听起来‘高大上’而已”。
在上一轮进行学部制改革的高校中，“合并同类项”是绝大多数高校的选择，即将学科近似的学院合并为学部。这就导致跨学科的功能较难发挥出来。
王伟宜认为，这或多或少受到了国外高校学部制改革的影响。如成立于十三世纪的巴黎大学设置神学、医学、法学、文学四个学部。当时尚未有学科交叉的需求。
此外，在上一轮学部制改革中，多数高校的主要目的是整编机构，“动一部分人的奶酪，需要有一个新名目”。因此，在跨学科的操作上，一些高校也缺乏深入思考，尽管建立起若干个交叉学科平台，但发展良莠不齐，有的已经名存实亡。
该如何真正发挥学部的跨学科作用？
“学部制改革要打破原有按照学科划分的思路，但也要避免为了交叉而交叉的做法。”李均举例道，个别高校的教育学部里有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三个学科，表面上似乎为学科交叉提供了平台，但“三个学院之间的差别非常大，没有共同的愿景、主题，做着做着便回到了各自的学科圈子里来”。
“交叉的目标要明确，应以国家战略为导向，围绕国家知识创新、学术或文化的中国道路建立学部或类似学部的综合研究院，这样才能真正将参与者通过一条主线凝聚起来，拥有共同的理想、追求。”李均说。
王伟宜对此表示赞同。他举例道，碳中和、碳达峰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为了培养碳中和人才，学部的组建可以打破文、理科的界限。
像这样的跨学科交叉，从前以研究院等名义组织开展的并不在少数。为什么要用学部之名？在采访中，受访者均表示，叫某某研究院、交叉学院、创新学院、文理学院并无不可，但按功能的重心而论，还是有所差别。
张忆指出，跨学科分科研与教育两个方面。科研交叉更多是学者个体之间的合作。“相较而言，学部制在教育上，特别是在院系合作上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比如，北大每个学部都有专门负责教学的学部副主任，组织学院的教学院长共同涉及跨学科的教育项目。人文学部开设的课程“古典语文学”，把教中文、哲学、历史的教师召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课程的开展。
“真正的学科交叉就是要研究课程设计、研究人才培养。”王伟宜对此表示肯定。眼下，他所在的学院设置了教师教育（数学方向）博士，“我们请了两位数学系、一位教育专业的导师共同指导学生。”
或许，学部制建设要交出的下一份成绩单，正是跨学科成效。
《中国科学报》(2022-09-06第4版高教聚焦原标题为《发力学部制高校要交出怎样的“成绩单”》)
最近，国内多所高校都在发力学部制建设。
6月15日，山东财经大学成立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部。6月13日，山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成立大会召开。5月，山东师范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部。
去年，太原理工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也在学部制上进行了局部或全局范围的改组……
对于中国高校来说，学部制并不算陌生。1999年，北京大学成为国内第一所进行学部制改革的高校。之后，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水平大学陆续试水学部制改革。
如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高校成立学部？学部制对高校的发展究竟有何推动作用？
为何发力学部制
“有了学院，为何还要学部？”这大概是进行学部制改革的高校中，被教师问及最多的问题了。
要追溯原因，还得从我国高校管理的演变说起。1952年我国院系调整后，民国时期的学部制被取消，“校—系”两级管理成为高校管理的主流。
改革开放后，高校逐渐形成了“校—院—系”三级管理。最初的学院数量较少，类似今天的学部，且学院多为单一学科。
本世纪初，学院再度分化，做大做强的系纷纷独立成立学院，不少综合性高校出现了二三十个学院同时存在的局面，由此也带来管理效率低下、成本过高、学科壁垒森严等矛盾，随着高校的发展，这一系列矛盾日益凸显。
“一件简单的事情，院长要奔波于几个部门，却没有任何人或者机构对学院的状况负责。”这是时任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学部制改革前的感受。
1999年，北京大学率先在国内进行学部制改革探索，成立了4个学部学术委员会。2000年，北京大学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大学后，原北京医科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学部制由此进入了我国高校视野。
“蛋糕由‘细分’变成了‘粗分’。学校的管理更容易了，效率也更高了，这是学校乐见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洪成文说。
从2006年开始，既有原“985工程”高校和原“211工程”高校，也有省属重点大学（如重庆工商大学等）和地方大学（如河北大学、大连大学等）加入到学部制改革的行列中，实行局部或全校范围内的改组。“这些学校办学规模较大，学科门类齐全，并且有合校经历的居多。”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王伟宜说。
如今，国内高校的学部制建设，又是因何而生？
2021年，我国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其成为第14个学科门类。“我国高校发展学部制的基本逻辑没有改变，发力交叉学科可能是新一轮学部制改革的动因之一。”采访中，部分受访者表达了这一观点。
“学部制改革是高校发展的一种趋势。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对于地方院校，尤其是院系实力本身并不强的高校，学部制改革对于其提振学科建设很有帮助。”某“双一流”高校学部制改革亲历者张忆（化名）如是说。
相比学部制在最初推行时，被校内的老教授们质疑为“瞎折腾”“增加管理层级”，洪成文指出，如今不愿加盟学部，或没条件、找不到合作伙伴的学院，反而面临着校内话语权减弱等风险。因此，学部制推行以来势如破竹，似乎没遇到多大阻力。
学院制宜虚宜实？
追求管理的扁平化是学部制的进步之一。
这一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拉丁文名为faculty的学部制，后来盛行于英国、德国、日本等国高校。上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大学的发展，学部制形成了不同模式。如德国为学部制，即大学—学部—讲座制度（后改为系）；英国为大部制，即大学—大部（或学院）—学系；美国为学院制，即大学—学院—学系。
除了精简机构外，这些采用学部制的高校无不把教授治校与学科交叉视作改革的精髓。
张忆表示，高校涉及两种管理模式。一种是行政部门靠资源配置、制定规章制度对院系实施管理，并不涉及学术事务；另一种是将有共同价值观的学院集中在一起，学科相近的学者们通过协商讨论，决定学术上的发展，以此弥补纵向管理的不足，增加学术上的话语权。对于后一种管理模式，学部制是很好的载体，旨在减少行政化倾向。
经过20余年的发展，学部制在我国高校逐渐形成了实体、虚体、虚实结合三种模式。学界普遍认可，实与虚的区别主要在于有无行政权力或者政治权力。
王伟宜指出，实体学部不仅拥有跨学院学术权力，也拥有学院原有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学院管理）、政治权力（党务群团），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虚体学部只拥有跨学院的学术权力，如江苏师范大学。虚实结合的学部介于二者之间，如大连理工大学。
他进一步指出，三种类型的学部各有优缺点。
实体学部管理重心下移，学部长的职责也随之扩大，学院听从学部长的统一安排,有利于提升管理效率。但学部与学院在权力、职责、义务上容易出现协调不畅的问题。比如，学部长与院长同为正处级干部，那么出面协调资源时，很多工作不好开展。
虚体学部作为一级隐形的学术组织机构，不会增加行政管理的压力，也没有更多行政人员。但学部对所辖学院或研究机构的统筹能力较弱，各部门类似“拼盘”，学部可能无法很好地整合资源。
虚实结合的学部，权力归属比较复杂，进人、人才评价等权力有时归学部，有时归学院。“在究竟‘谁说了算’的问题上，容易出现真空地带。”王伟宜说。
“宜虚宜实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但要把握起码的原则。”张忆告诉《中国科学报》，学院实则学部虚，学院虚则学部实，切莫出现“双实”或“双虚”。前者相当于增加了一个管理层级，后者则会导致学部制无法发挥真实效力。
当然，虚与实的界限并不绝对。比如，北大的学部制改革最初主要在人员聘用、评价上发挥作用，2014年左右，学部逐渐在学科建设、教学合作、跨学科交叉等方面做实。其路径由虚入实，但整体上偏虚体。张忆解释说，在建设中离不开经费、人员的调拨，这也是逐步做加法的原因。
对此，洪成文有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由虚入实是一种策略，但最终的结果是往“实”的方向做，否则改革容易出现虎头蛇尾的问题。
学部长：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
2019年，深圳大学开始学部制改革前，该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李均课题组调研了国内23所原“985工程”高校的学部制建设。
“学部制改革的核心是学校、学部、学院权力的合理再分配，否则，实体学部容易异化为‘放大了的学院’，虚体学部容易变为‘机构化的学术委员会’，难以发挥学部在现代大学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李均说。
在他看来，学部要成为“加强版的学术管理枢纽”。学校要将职称评审权、人才引进审核权、学术项目评审权等最具有实质性的学术管理权下放到学部，学校的学术管理权重点放在学术管理的方向、战略、政策和督察。
然而，现实中的一些高校一方面要求学部进行学科整合，另一方面权力下放不到位，导致学部自主权不足。
同时，学院要将学科建设、教师考核与培养等学术管理权上移到学部，学院主要专注于日常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
然而，现实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学部体量大、资源多，与学校的博弈更有条件，但暴露出的问题也更多、矛盾更复杂。
王伟宜解释道，比如，学校给了学部50个进人指标，各学院在学部的竞争非常激烈。此时，学部长作为“带头大哥”，需要出面协调谁多谁少、今年给谁明年给谁的问题，还要代表学部向学校甚至更高一级的机构争取资源等。
“新的学部文化还没有形成，学部内各学院原先的亚文化正面临着消亡而得不到同情，一些老师在抱怨时，矛头直指学部领导及其能力，不会理会学校及学校领导。”洪成文感叹道。
“学部制最薄弱之处其实在学部层面，加强学部长的领导力建设是一个大课题。”洪成文指出，如果把学部长当作学院院长进行选拔，显然不正确，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调研中，李均发现，不少高水平大学学部的主要管理人员既有行政职位，也有学术职位，“特别是在实体学部，情况更为突出”。即便是虚体学部，学部长也多兼任学院院长之职。
“身份的‘两栖化’易造成学部管理时出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杂糅不清的问题，出现学术权力被弱化，甚至被行政权力代替的情况。”
意识到这一点，北师大在组建教育学部时，学院院长没有行政级别，只作为“学术召集人”，学部中的行政人员不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
在洪成文看来，学部长应具备领导学科建设、处理利益分配、处理学部新文化建设等能力，但现实情况却是，他们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全心全意地处理好这些事情。“加强学部长的领导力培训，应该被纳入高校的工作议程。学部长也要提高自我修养，个人学术发展与领导力提升都要做好。”
而做好这些，也是学部实现教授治校的保证之一。
跨学科怎样落到实处
尽管跨学科被视作眼下高校学部制改革的动因之一，但在上一轮学部制建设中，跨学科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
也正因如此，李均在调研中发现，“师生对学部制的感触不深，以为只是换个名字，听起来‘高大上’而已”。
在上一轮进行学部制改革的高校中，“合并同类项”是绝大多数高校的选择，即将学科近似的学院合并为学部。这就导致跨学科的功能较难发挥出来。
王伟宜认为，这或多或少受到了国外高校学部制改革的影响。如成立于十三世纪的巴黎大学设置神学、医学、法学、文学四个学部。当时尚未有学科交叉的需求。
此外，在上一轮学部制改革中，多数高校的主要目的是整编机构，“动一部分人的奶酪，需要有一个新名目”。因此，在跨学科的操作上，一些高校也缺乏深入思考，尽管建立起若干个交叉学科平台，但发展良莠不齐，有的已经名存实亡。
该如何真正发挥学部的跨学科作用？
“学部制改革要打破原有按照学科划分的思路，但也要避免为了交叉而交叉的做法。”李均举例道，个别高校的教育学部里有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三个学科，表面上似乎为学科交叉提供了平台，但“三个学院之间的差别非常大，没有共同的愿景、主题，做着做着便回到了各自的学科圈子里来”。
“交叉的目标要明确，应以国家战略为导向，围绕国家知识创新、学术或文化的中国道路建立学部或类似学部的综合研究院，这样才能真正将参与者通过一条主线凝聚起来，拥有共同的理想、追求。”李均说。
王伟宜对此表示赞同。他举例道，碳中和、碳达峰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为了培养碳中和人才，学部的组建可以打破文、理科的界限。
像这样的跨学科交叉，从前以研究院等名义组织开展的并不在少数。为什么要用学部之名？在采访中，受访者均表示，叫某某研究院、交叉学院、创新学院、文理学院并无不可，但按功能的重心而论，还是有所差别。
张忆指出，跨学科分科研与教育两个方面。科研交叉更多是学者个体之间的合作。“相较而言，学部制在教育上，特别是在院系合作上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比如，北大每个学部都有专门负责教学的学部副主任，组织学院的教学院长共同涉及跨学科的教育项目。人文学部开设的课程“古典语文学”，把教中文、哲学、历史的教师召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课程的开展。
“真正的学科交叉就是要研究课程设计、研究人才培养。”王伟宜对此表示肯定。眼下，他所在的学院设置了教师教育（数学方向）博士，“我们请了两位数学系、一位教育专业的导师共同指导学生。”
或许，学部制建设要交出的下一份成绩单，正是跨学科成效。
《中国科学报》(2022-09-06第4版高教聚焦原标题为《发力学部制高校要交出怎样的“成绩单”》)
